国富论读书笔记

国富论读书笔记

《国富论》全名《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由亚当·斯密于1767年开始著作，历时6年，终于完成《国富论》第一稿。之后3年，又进行重新修订，于1776年正式出版该著作。十年磨一剑，《国富论》在经济思想史上构建了第一个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关系的经济学体系，被誉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在经济危机波及全球的当下，反思经济危机爆发的来龙去脉，很多人开始从传统经济学著作中找寻蛛丝马迹。可见《国富论》等经典著作对现代经济建设的指导意义非同一般，对引导人们走出经济危机大有裨益，这也正是经典的永恒魅力。

《国富论》一书分别由：论劳动分工及分配，论财富的性质、积累和使用，论各国财富增长的方式，论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论国家的财政这五大部分组成。

在“第一章：论劳动分工及分配”中，亚当·斯密从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着手，经过深入研究后他认为劳动分工能使生产力得以成倍提高，而且首次提出了“劳动分工”这一重要概念。同时，劳动分工也促使劳动生产专业化，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被打破，劳动产品的交换迫在眉睫，而交换所需的媒介——货币也是呼之欲出。产品的最终归宿为：劳动资本、资本利润和土地地租三项。 在“第二章：论财富的性质、积累和使用”中，亚当·斯密开创性地把资产细分为用于消费的资产（维持日常生活的产品）、固定资本（机器和设备）和流动资本（食料、材料、成品和货币），这样深刻透彻的见解史无前例。另外，亚当·斯密还划分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剖析了人们的借贷行为，分析了资本运用方法的不同对生产性劳动产生推动作用的差异。

在“第三章：论各国财富增长方式”中，亚当·斯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给欧洲各国带来的社会结构上的巨大变革出发，研究其财富增长方式的变化。主要有以下三个观点：第一，生活的基本需要刺激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农村的兴起推动城市的进步，最终加速国家财富的增长；第二，地主兼并农民的土地，致使大片土地不利于改良，更不利于生产方式的改革，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地主不愿意改革，以致失去自己的权利、地位和财富）；第三，都工商业的增加与富裕，对农村的改良与发展有三大贡献——首先，为农村的土地生产物提供一个巨大而便利的市场，从而鼓励了农村土地的开发与进一步改进。其次，城市资本转入农村，为土地的改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最后，还有一点往往不为世人所注意，却是最重要的：农村居民一向与邻人争斗，对雇主依附。工商业的发达，逐渐使他们获得秩序、组织、个人的安全和自由。

在“第四章：论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中，亚当·斯密总结了不同时代产生的两种不同的关于富国裕民的政治经济体系：其一，为重商主义，是18世纪在欧洲盛行的一种经济政治体制。重商主义者认为一国的国力基于通过贸易的顺差——即出口额大于进口额——所获得的财富，相应的重商主义政策下两大主富国裕民的途径就是限制进口（关税壁垒）和鼓励出口（出口退税）。而亚当·斯密却在本书中抨击了重商主义，他更提倡自由贸易和开明的经济政策。其二，为重农主义，重农主义由十八世纪50～

70年代的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学派（重农主义学派）提出。重农主义者以自然秩序为最高信条，视农业为财富的唯一来源和社会一切收入的基础，认为保障财产权利和个人经济自由是社会繁荣的必要因素。同样，重农主义也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也不为亚当·斯密所倡导。

财政问题可谓是国之重中之重，也是一个很繁琐的难题。为此，亚当·斯密在“第五章：论国家的财政”中对于财政难题提出了自己的构想。首先，他确定了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原则，把政府的职能界定为：抵御外敌入侵、维持社会秩序和建设部分公共工程以及教育国民；同时，提出了著名的四项征税原则：公平原则、确定原则、便利原则、经济原则。

《国富论》共五篇内容，其中第一、二篇为基本经济理论（增加国民财富的两条途径），第三篇为经济史（佐证两条途径），第四篇为经济思想史（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第五篇为财政专题（一个保障——经济自由主义），总的概括为：两条途径和一个保障。《国富论》主旨是富国裕民，而增加财富主要有“两条途径和一个保障”：一是靠分工和交换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靠资本积累和资本合理运用来提高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的比例；在实现这两条途径的过程中，坚持经济自由主义是最根本的制度保障。

第二篇：国富论读书笔记

《国富论》，全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作者亚当·斯密是英国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创立者。该书初版于1776年，与美国的《独立宣言》同年发表。亚当·斯密被奉为“经济学之父”。而《国富论》在其成文之后的200多年时间里，先后赢得了无数荣誉：“西方经济学的‘圣经”、“经济学的百科全书”、“影响世界历史的10本书之一” 等。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克勒在其名著《文明史》中，甚至认为“从最终效果来看，这也许是迄今最重要的书”，“这本书对人类幸福做出的贡献，超过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所做贡献的总和”。更为众多经济学家所“迷惑”的是，亚当·斯密200多年前所做的这本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仍然涵括了我们今天经济活动和经济研究的方方面面，而且它结构严谨，无懈可击(张五常和郎咸平都曾如是说)。

在《国富论》里，亚当·斯密在否定重农主义和批判重商主义的基础上，说明了分工和贸易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并界定了君主或国家的职责和收入来源。全书分为5 篇，作者在《导论及全书设计》中说，“本书前四篇的目的，在于说明广大人民的收入是怎样构成的，并说明供应各时代各国民每年消费的资源，究竟有什么性质。第五篇即最后一篇所讨论的，是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具体而言，第一篇讨论的是劳动生产力改良的原因，以及产品在不同阶层之间自然分配的顺序。第二篇讨论的是资产的分类、性质、储蓄和使用。第三篇以罗马帝王衰落之后，欧洲农业发展所受的制约及其农村的衰落，和商业城市兴起的实际，探讨了财富增长的不同路径。第四篇则在此基础上，从当时最受推崇的重商主义开始，论述了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两种政治经济体系的后果。第五篇则讨论君主或国家的开支方向和收入来源。

亚当·斯密在论述所有问题时，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这个前提总是被他或隐或显的提及：在经济生活中，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经济的出发点是利己心(这应该就是现代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的来源)。斯密在全书中主要提出了以下观点：

1. “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每一个行为的动机，主要在于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推动力。而且利己性并不是值得反对或摒弃的，这是人性的一面，是一种自然现象。个人自私可以有助于整个社会福利。

2. 劳动率增长的关键在于分工协作。斯密在书中第一篇第一章以制针业为例子(第7—8页)，来说明分工所带来的生产率的巨大改进。分工以及劳动的划分促进了专业化作业，而对专业化作业的追求，导致了工厂制度的诞生。3. 劳动价值论。作者在第一篇第五章(24—36页)论述商品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值(应该就对应于马克思经济学观的价值和价格)时，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作者开篇就说道，一个人是贫是富，就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但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各人所需要的物品，仅有极小部分仰给于自己劳动，最大部分却须仰给于他人劳动。所以，他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一个人占有某货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说来，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斯密同时否定了旧重农主义所谓土地是价值的重要来源的论点。

4. 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作者在第四篇“政治经济学体系”中，讨论了两种经济制度(重商制度和重农制度)的原理和弊端。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自由放任。作者极力论述了无论根据重商主义还是其他原则，对几乎所有商品的进口实施限制都是不合理的，他认为，“为阻止进口或减少进口而设立的关税，则显然是既破坏贸易自由也有损于关税收入的。”(第339页)。他极力倡导自由贸易。他还主张国家与国家之间要像个人与个人之间那样实行分工。他认为国家不应对商业(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加以任何限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充分发展和繁荣。

5. 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在于协调社会中人与人的利益，并避免牺牲其中任何一方的利益。“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是使人民和君主都富裕起来”(第309页)。

6. 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责任。斯密主张限制国家干预经济。国家的职责应该是维护国家安全、环境的和平安全、个人公平竞争，并避免各种垄断。换言之，国家应充当的是守夜人的角色。

7. 政府的开支。政府的开支体现着政府的责任，政府的开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国防、司法、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维护国家尊严。在论述“建立和维持不能为个人带来利润的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时，斯密还特别详述了“为社会商业提供便利”和“促进人民教育”的开支。(第495—582页)

8. 国家有支出就要有收入，收入主要来自赋税。斯密否定了旧重商主义所谓国家应该储存大量金币的做法，也否定了国家靠经营专属于自己的公共资本或土地以获取收入的做法。他认为那样“看似对人民个人无损，但其实是对全社会造成了损害。”他主张为社会全体利益考虑，“不如拍卖王室领地，分配给人民”。而君主的收入则由人民提供其他收入来替代。换言之，“人民必须从自己私有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上缴给君主或国家，以弥补公共收入。”(第588页)

9. 赋税四原则：1公平 2稳定 3征收便利 4遵守经济原则，避免妨碍人民经营和给人民增加更多负担。

读罢此书，我最深的感受，是亚当·斯密建立在大量的充分的事实基础之上的严密论证，开创了经济学科的理性思辨传统。真不愧是经济学科的“奠基”之作。国内经济学家，哪怕是一些权威学者(诸如吴敬琏、张维迎、樊纲之流)，都应该好好的首先继承这个传统，其次才是其思想和观点。当然，国内也有一批斯密忠实的学生，仍然在世的有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秦晖、人大农发学院院长温铁军，天则经济研究所创办人矛于轼，以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刘吉等，他们脚踏实地搞研究的精神是值得人尊敬的。

第三篇：国富论读书笔记

斯密《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一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各个不同侧面详细而严谨地论证了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和促进经济的发展繁荣。他采用了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的宏观分析方法，综合了人性论、法律与政治理论及经济思想理论的分析视角，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由于《国富论》蕴涵了诸多的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分析方法，并提出了经济学原理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政策实施意义，本文仅对自身感兴趣或自认为有特别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部分理论进行表述和评点。为避免打破原书的逻辑思维结构和思想脉络，本文以《国富论》(谢祖钧、孟晋、盛之译，国富论 ----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所列章节目录为序作以择要。

(1)斯密认为，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必须随每一个国家的收入和资本的增加而增长。而没有后者的增加，就不可能有前者的增长。而收入和资本的增长就是国家财富的增长。没有国家财富的增长，也就不可能有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第一篇，第八章，P56)在那个以农业为主导的时代，资本的增加引起社会资本总量的增加这一过程中，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劳动生产率得以不断提高，使得整个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在整体上大为增加。然而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这种国家财富增长所引起的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的效果并不十分明显，甚至还有减小的趋势。同时，在我国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在国民经济持续高涨的同时(这里仅从数字可以说明，至于这个数字的准确性和可靠度则另当别论，但还是能够得出经济快速发展的结论的，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尽管有劳动力需求的大量增加，但国内的就业形势却日益严峻，失业人数逐年增加。当然，这其中有人口的增长快于经济的增量、劳动力素质与就业岗位不匹配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至少也说明斯密的这一理论没有考虑到诸多的外生变量，需作进一步的改进，以使其更具代表性和说服力。

(2)斯密认为，资本在农村的利率总要比城市的高，这是由于农村金融市场规模不经济、借贷成本高、资金市场供不应求等因素引起的。(第一篇，第九章)资本在农业方面虽然对社会贡献最大(现在已不能绝对地说是最大，用比较大的说法也许更合适)，但利润比较小，因此对农业方面的资金投入总是不能得到满足。因此，也就出现了农村发展的两难:问题：一方面是农村建设的资金需求缺口趋于扩大，一方面却是各种金融机构不愿意在农村从事放贷业务。以斯密的思维，可以通过放宽农村金融市场的利率限制来发展农村业务，通过围绕时常利率进行自由浮动的适度高利率来弥补各种借贷成本，最后通过竞争者对市场的争夺逐渐回归到利率的正常水平，这不失为当前解决建设新农村资金筹集困难的有效途径，但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保持利率的适度高的水平，不然可能会因为高的利率带来新的高风险，就适得其反了。另外，也可通过引导和规范而不是限制和取缔各种非正规民间金融、加大政府财政支农力度等措施来解决农村市场的金融抑制。

(3)斯密认为，当一个人的资财，只能维持他几天或几个星期的生活时，他会很少考虑从这笔资材中获取收入。他会尽可能地节约消费，希望依靠自身的劳动，能获得一些收入来增补这笔资财。他的资财完全来自他的劳动收入。各国的穷苦劳动者大多过的这种生活。(第二篇，第一章，P187)斯密通过分析资财的额度和可支配期限将其界定为生产性和生活性支出两部分，又将生活性支出按来源和用途细划为三种类型。这样，使我们对收入的认识逐步深化，更利于支配和使用不同类型的资财，为后来人们树立了理财观念和收支计划提供了依据。

(4)斯密认为，一个为了消费而借贷的人很快就会破产，而借钱给他的人通常也会后悔自己的愚蠢。因此，为了这样一个目的不论是借款还是贷款不管什么场合高利盘剥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双方均将不利。(第二篇，第四章，P233)既然借贷的人多为穷人，放贷的人会提高利率(如高利贷)来弥补这部分风险，但利率提高的同时又增加了还贷的风险。这样就存在了一个悖论：不管是借贷者还是放贷者，双方都存在利益的流失和各种风险，高利贷却依然能够生存下来。我认为原因是高利贷的存在包含了诸多不正当的经济和社会行为，比如洗黑钱、黑势力介入、借款者被迫从事违法犯罪现象等。

由于当前我主要涉足的领域是农村的金融问题，所以对《国富论》中与此相关的内容进行了拜读和分析。第一篇和第二篇做了有选择的精读，第三篇是概要地阅读，第四篇和第五篇仅作大致浏览，尽管殖民地部分斯密做了最为详尽和精彩的论述，然而限于时间和篇幅，在此一一略过。上面的一些认识和观点纯属我个人的意见，希望老师和学者能够点出其中理解偏颇和谬误之处，以期更好地理解这本经济学的典范巨著。

第四篇：国富论读书笔记

《国富论》全书共分五篇，囊括了政治经济学原理、经济史、经济学说史和财政学，可以说既是一部经济学的百科全书，也是经济学的一部奠基之作，虽然它体系庞大，内容广泛，但首尾一贯，结构严密。全书始终围绕的一个主题，就是如何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财富的源泉是什么?斯密在序言中开门见山地说：“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既然“劳动是财富之父”，那么，要增加财富，就得提高劳动效率，或者是增加劳动数量。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很详细的论述了分工的重要性。不管是对生产效率的提高还是管理的时效性或者生产设备的创新方面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斯密认为，交换是人与生俱来的倾向，欲将取之，必先予之，由于交换而产生了分工。那么，商品的交换价值如何确定呢?斯密明确地指出：“劳动是衡量一切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这就等于说，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但是斯密同时声称，这个理论只适应人类社会的野蛮时代。一旦资本积累起来，投入到企业，或是土地变为私有，情况就要另当别论了。因为此时的劳动产品，不再全部归劳动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为利润和地租，被雇主和地主收入囊中。由此，斯密又得出了一条结论：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发生之后，决定商品价值的就不光是劳动了，利润和地租也得算上一份。这样一来，工资、利润和地租，就不仅是一切收入的来源，而且还是“一切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

如此，斯密就不知不觉地由劳动价值论，转到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理论上去了。马克思把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理论，叫做的“斯密的教条”，后来的西方经济学的不少理论，如生产费用论、节欲论等，都可以从它那里找到思想源头。斯密揭开了商品价值的神秘面纱，的确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在价值问题上他又含糊其辞，举棋不定，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模棱两可的答案。后来的经济学家各取所需，斯密的哪一种解释对他们的胃口，便采纳哪一种。甚至连那些势不两立的学派，也能同时从斯密那儿，找到本派发端的痕迹。

《国富论》是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但其中的思想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在其中也能找到关于人类发展历史的描述。由于水运的便利优于陆路，水路有庞大的网状结构，能将生产的产品运到很远的地方去发生交换行为。同时水路是天然产生的，在几千年前随着人类的出现都一直存在，它的不易变根性决定了人类只能伴随着河流而居，而改造河流也是近代科技发展的结果。河流对于交换的有利性，促进了经济行为的发生。从而带动了地区的繁荣，富裕了人民生活。这样又吸引着更多人的迁入，加入经济生产环节。如此循环，城市的规模就出现了。也就生出了人类的文明。

第五篇：国富论读书笔记

《国富论》，顾名思义就是写怎样的经济体制能够使国家富强。在这本书中，我读到了一个学者对世界的超强洞察力，他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正是在他的理论基础上，制定国家经济发展计划，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强大，从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全书共五篇，每篇又分成若干章。五篇的内容分别是：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论资财的发行及其蓄积和用途；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论政治经济体系；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在这看似烦闷的标题下的内容却生趣动人。而全文令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亚当斯密在开篇就举的那个“制针”的例子。

一枚小小的针的制作，竟然需要十八道工序。如果让一个人从头做到尾，一天恐怕连一枚也完成不了。但是，如果分工协作，每人负责一、二道工序，一人一天却可以做4800枚。分工何来如此神力？其实，道理很简单分工可以使劳动专业化，可以提高劳动的熟练程度。不仅如此，分工还有一个妙处，就是它能为发明和改进机械提供契机。最初的蒸汽机比较笨，活塞的升降，需要一个儿童来开启和关闭汽锅。有一次，有一个按活塞的小孩，因为干得久了，就“懒”中生智，把开闭汽锅的舌门把手，用一条绳索系在机器的另一端，让舌门随机器的运动而自动开闭。

这是亚当斯密在《论分工》里面的例子。就是这些和生活紧密相连的比喻，他就像一个经验炉火纯青的舞者轻盈而优雅地带领我们这些门外汉直观而立体地感受到舞蹈的美丽。只是在这里，变成了经济学中的奥妙。

也因为这个比喻的原因，对于全文，亚当斯密的《论分工》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我也准备重点谈谈我对他的《论分工》的看法与感想。亚当斯密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都是分工的结果。分工的结果，各劳动者的业务，既然终生局限于一种单纯操作，必然能够增进其对这项工作的熟练程度。分工，节省了时间而得到更大的利益；分工，简化和节省了劳动。亚当斯密在讨论了论分工之后，其缜密的逻辑在第二章开门见山，讨论了分工的原因。亚当斯密认为，人类间之所以会产生动物所没有的分工合作，是由于人类的利己性。既是说，人类是在为自己打算的前提下，更好地交换、买卖而不知不觉地产生了分工。在这里，亚当斯密再次用他简练而生动的语言通过实际例子让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

我们最早在高中学政治时期提到的社会三次大分工，到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人类社会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了三次社会大分工：发生在原始社会中期的原始农业与原始畜牧业分离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促进着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发生在奴隶社会中期的农业和手工业分离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促进着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是当时的英国所处的时代，商业与手工业的分离，促进着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这些思想虽然都是马克思具体提出的，而这些思想的雏形却是亚当.斯密的提出。一个资本主义思想的开山鼻祖，一个社会主义思想的导师，似乎是两个势不两立门派的绝顶高手，却在社会发展与历史研究这门武学中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与感悟。三次社会分工是生产力的三次飞跃，使亚当.斯密充分明白分工合作的重要性，劳工分工可以充分提高劳动效率。例如平时资本家们生产产品，都是让工人一人对一台机器的生产，而到了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时候，汽车的生产首次利用上了流水线作业的方法，每个工人都有属于自己零件的任务分工，他们不用在一个人或几个人对着一辆车子工作，每个的工作似乎都是一拧螺丝那么简单，可是分工后出来的效果却是企业效益的高度暴涨，这就是劳动分工思想的魔力。 以下是亚当斯密在本书中提到的主要内容：

剩余价值论，这似乎是马克思提出的，而这也是亚当.斯密最先提出的，不过他们所处的角度不同，亚当.斯密站在资本家的角度，提出了利润从何而来，就是从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中来，只有这样才能不断的积累资本，扩大生产规模，进行再生产，这样资本家们就会越来越富有，而资本主义国家也会因此而积累大量的财富而称霸世界。马克思是站在工人的角度，提出资本家取得利润的实质就是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工人们站起来，用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

阶级论，首次提出了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属于生产关系之间相互矛盾却又相互依赖的关系，地主为了取得高额利润而抬高地租，资产阶级又要为了减少成本和提高利润而与地主讨价还价和降低工人工资或提高工人劳动时间。而工人的目的就是少干点活以及为提高自己的工资而与资本家进行交涉，甚至罢工与暴力革命。这生产关系的三环一环套一环，缺一不可。其实这个思想在我国的现实社会里也是有很大的意义，我国最大的地主就是国家，因为土地是国有的，在可用土地资源日益紧张的今天，国家不得不将地租抬高，卖给有竞争力的房地产商，而代表资本家的房地产商为了支付高额的地租而抬高房价，而作为类似于三环中工人阶级的消费者，就要和房地产商讨价还价，甚至不断变幻东家，以取得符合自己经济实力的住处。而在很多人因为买不起房子而担忧的时候，国家又要考虑消费者的实际情况下条文说如果房价再不下调，就对城市一二把手进行惩办。所以说，三环之中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互相影响，这种思想用在今天，用在中国也是完全适宜的。

而《国富论》当中最为重要，也最有意义的思想莫过于自由主义了，也是我们高中政治经常提到的价值规律与市场调节，俗称“看不见的手”，在当时的世界局势当中，唯有英国敢于消除世界上任何的贸易壁垒而公开的和任何国家进行贸易合作，英国以自己对其他国家的贸易优惠来换取其他国家对自己的优惠。甚至在英法战争中，英国运用自己的财富采购的先进武器来消灭法国部队，而这些财富都是通过英国卖给法国军队用来做军服的棉纺织品而赚来的。

当时全世界的所有国家当中，最为发达的纯商业国家是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他们拥有了最早的银行，最早的股份公司，却没有自己的国家，因为他们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根本不需要国家，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自由主义，也为他们取得了大量的财富。而英国，身为一个主权国家，一旦明白了自由主义这个道理，其强大的国力更是让他不可收拾，让他一举打败了“海上霸主”西班牙，“海上马车夫”荷兰，“西欧陆上霸主”法国而成为新一代的“日不落”帝国。

自由主义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意义也是十分重大的，在我国的今天，脱离计划经济也不过三十年，与英国将近三百年的自由经济意识还无法相比，东部开放的沿海城市还好，我国的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以及港澳政府管辖的相对宽松，甚至有进口商品免关税的优惠待遇。相对来说，西部地区则明显体现出了落后。不但是经济落后，思想也相当落后，表现出命令不到绝对不作为的慵懒心态，与沿海开放区那种不是中央严令禁止的就做做看的创新思想大相径庭，这也是西部发展不起来的最主要原因，思想不自由，不主动，就会落后。其实就算在我国沿海城市，很多地方也是办公司难，起执照难，即使从马路这边搬到马路对面，也要另起一个执照，这都是十分不符合自由主义思想的。当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自由主义会越来越深入人心，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十分有指导性意义的。

当然，一味的自由主义虽然能使资本家取得高额的利润，可是另一方面却会使资本家过于的盲目对待市场，投资市场，为了高额的利润哄抬物价，结果会生产出大量的剩余产品，资本家为了不使物价下降，公然违背价值规律，宁可把商品扔掉也不降价卖给消费者。而消费者由于消费不起干脆不消费，甚至游行示威，这导致的最终结果只能是资本家破产，国家的统治不牢固。于是在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后，诞生了凯恩斯主义，即我们今天说的国家宏观调控，俗称“看的见的手，看不见的手，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只凭市场调节，就会出现经济危机，只凭宏观调控，就会使市场失去自由与活力，止步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