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收音机工业发展史

1927年5月15日，天津第一座官办广播电台——天津广播电台开播，这是我国最早的无线电广播电台之一。私营仁昌广播电台、青年会广播电台、南开大学广播电台等也相继建成播音。随着广播事业的创建和发展，天津陆续开设了一些从事装配、仿制和修理业务的小型无线电企业。它们依靠简单的工艺技术和进口器材，进行生产、修配和经营活动。至三十年代，无线电工业企业和修配企业不断增加。1928年，一家规模较大的民族资本企业“中国无线电业公司”在天津法租界开业。1930年，私营华生电池厂开业，该厂是一家专门生产干电池的手工业工场，产品有供直流电子管收音机使用的甲、乙两种电源电池。同年开业的还有祥生电机行，该行经销电器、电料和无线电器材。1934年，同昌电器行创办，经销收音机、电池和电工器材。1936年，野玫瑰无线电行建立，经营收音机、无线电元件和修配业务。

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7月30日占领天津。民族无线电工业和修配业在严厉的管制之下，被迫转业或倒闭。1938年，日本在天津陆续设立了一些无线电工厂。他们将日本大批剩余电信物资运入天津，组装成中波收音机，在市场上大量倾销。这些收音机主要有两种规格：一种是“华北标准13号”四灯高放式收音机，一种是“华北标准11号”三灯再生式收音机。有些民族企业变成了它们的推销站和维修点。如1932年开业的隆声商行，1944年开业的亚中无线电行等，均转营无线电器材和收音机、电唱机的修理业务。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南京国民政府接收了日伪在津工业企业。1946年6月平津地区11个企业合并组成中央电工器材厂天津分厂。与此同时，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将中央无线电器材厂重庆分厂全部迁入天津，在日伪升恒机器厂原址，改建为中央无线电器材厂天津厂，主要从事军用无线电器材的制配。同时，国民政府国防部接收了原日本义昌洋行电气工厂，改名为中美无线电器材厂。其后由于美制无线电整机的大量倾销，导致中央无线电器材厂天津厂开工不足，被迫从事维修业务，并兼事民用收音机的生产。该厂由美国飞歌（PHILCO）公司购入大批成套收音机零部件，装配成806型五灯超外差式收音机。该机所有零部件，从电子管到元件，从底盘、外壳到螺钉螺母，甚至连导线和说明书都是从美国进口和印刷的。至天津解放前夕，共生产了4 885台在市场销售。为了提高产量，该厂设置了一条日产200台的装配线，并实行高定额计件工资制，规定三分钟装制一台收音机。这种技术条件和管理水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说是比较先进的了。

抗战胜利后，天津的民族资本无线电企业有所发展。新开业的私营无线电企业主要有：协昌无线电行（1946年6月开业）、四强无线电行（1946年开业）、华懋无线电行（1947年开业）、合记无线电行（1947年9月开业）、真美无线电行（1948年2月开业）等。这些无线电行主要经营无线电器材，修理收音机、扩音机等。技术条件和生产方式都很落后，原材料依靠进口，没有自行设计能力，基本上属于装配性生产。至解放前夕，天津共有民族资本经营的“前店后厂、工商兼营”的无线电行77家。此外，从事收音机修理业务的个体手工业也有所增加。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次日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电信接管处接管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所属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天津厂及其平津营业处、中央电工器材公司天津制造厂和国民政府国防部所属中美无线电器材厂。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天津厂2月份恢复生产，不久后中美无线电器材厂并入，7月改名为中央电工器材厂第二制造厂（1953年3月更名为国营第712厂，第二厂名国营天津市无线电厂，1985年12月改建为天津市通信广播公司）。在解放前夕，该厂共有职工570名，厂房简陋，设备陈旧，生产任务以装修小功率通信机，装配收音机、电唱机和加工铸钢件为主。产品所需元件，少量自制，大部分依靠进口。解放以后，由于美国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无线电元件的进口来源中断。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该厂广大职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使企业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8月，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电讯工厂（即阳泉兴隆工厂）部分职工并入该厂。1949年该厂生产收音机、电唱机2 769台。

1949年4月天津市人民广播电台无线电工厂成立，是天津市人民广播电台的附属企业，1950年1月开始独立经营。1952年恒利华车具厂和东来粮栈并入该厂。交、直流电子管收音机是其主要产品之一。1952年8月批量生产七灯超外差式收音机。1953年4月该厂更名为国营天津市人民广播器材厂，1955年1月改名为国营天津市广播器材厂（国营764厂，1985年11月改建为天津市广播器材公司）。

解放以后，天津地方国营企业，只有一家“电讯器材厂”（1952年准振华铁厂更名而来，主要生产电焊机）。而私营电工企业却占相当比重。1949年至1952年，天津私营电工器材工业企业有了较大的发展，由92户，1 053人，增至221户，3 829人。在经营范围、产品方向上，根据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进行了调整，许多原来“工商兼营”或以装修为主的企业，转向加工制造业。1949年私营野玫瑰无线电商行，逐步转向加工制造，投产了包括收音机在内的多种新产品，使企业由工商兼营转变为工业生产，1952年更名为野玫瑰电机厂。1950年9月，华生电池厂、隆声无线电行、同昌电器行、四强无线电行合并成立私营强声电机厂，企业从业人员47名，其中包括技术人员3名，主要产品是收音机（月产40余台）和扩音机（月产10余台）。1951年3月，亚中、协昌、合记、华懋无线电行联营，成立私营联合电机厂。1952年，真美无线电行，改名为真美电机厂（天津市电声器材厂前身），产品以制造5英寸扬声器、52型话筒和高音喇叭为主，并开始使用“真美”商标。

天津市无线电广播工业在朝鲜战争中，通过改装，仿制国外产品，提高了自己的设计能力和生产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技术装备条件。天津无线电广播工业开始了由装配性生产阶段向设计制造阶段的过渡。在经济恢复时期，曾陆续从苏联、捷克、民主德国和匈牙利等社会主义国家引进了一批技术装备，各企业一方面对引进技术积极进行消化吸收，一方面大力开展科研试制工作。其中国营天津市无线电厂1953年设计投产了“工农之友牌”两灯再生式中波段收音机，该机采用硒整流器代替一般电子管整流器，通过改变电感量来实现频率调谐，最大程度降低了成本。1955年以苏联“莫斯科人牌”收音机为蓝本仿制成功“北京牌”四灯超外差式中、短波胶壳收音机，该机体积小巧，结构简约，一上市就很受欢迎，该机及其后续改进机型生产数年，在华北市场畅销不衰。

自1953年起，国家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形式，将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纳入国家计划，当时，多数私营无线电广播企业开始承接天津市交电采购供应站的加工订货任务，也有的企业实行了公私合营。如私营强声电机厂，1953年承接交电站的委托加工任务，批量生产五灯收音机。

1951年至1955年，国营天津市无线电厂、国营天津市广播器材厂、私营强声电机厂、野玫瑰电机厂累计生产了各种电子管收音机6.75万台。

1956年，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通过国家投资，扩建新建了一批国营企业和科研机构，加强了科研试制工作。国营天津市无线电厂、国营天津市广播器材厂在“一五”、“二五”期间，企业不断扩建，规模不断扩大，自行研制、国内购置、国外引进了大量机床设备和测试仪器。1958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在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陪同下，视察国营天津市无线电厂。该厂在大跃进中增加了生产收音机的品种。1958年为向国庆节献礼，曾试制过一种比较高级的七灯收音机，采用琴键式开关，磁性天线，可收听五个波段。1959年底该厂完全转产军工产品。

1958年，第三五金电器生产合作社（1956年2月由100户个体手工业联合组成）更名为第四电讯器材厂。1959年3月，以第四电讯器材厂为班底，由民政局投资建立地方国营天津市助听器厂，收音机是该厂除助听器外的主要产品。

1958年，天津市委托天津广播电台，南开大学和电子管厂在电子管厂筹建了“601”实验室，研制晶体管。1960年扩大为生产车间， 1964年1月改为半导体器件厂。 

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中，1956年 1月，私营强声电机厂改为公私合营企业，更名为公私合营强声电机厂。主要生产收音机和扩音机，1957年至1958年分别生产交流五灯收音机5 302台、10 490台。1960年4月第二食品厂、天泰祥橡胶厂并入，更名为强声无线电厂（1974年1月改名天津市无线电三厂）。

野玫瑰电机厂也于1956年公私合营，主要产品是三至五灯收音机。1957年至1959年收音机产量分别为1 010台、21 612台、3 500台。1960年3月北大染厂并入，改名为野玫瑰无线电厂，1962年10月改为天津市整流器厂（后成为天津市无线电四厂），专产整流器。

1955年3月，私营联合电机厂更名为公私合营联合电机厂，9月再次更名为公私合营电器制造厂。1957年9月10日又更名为天津市公私合营电子仪器厂，当年生产收音机200台。1958年，天津市投资为公私合营电子仪器厂新建厂房，当年企业迁入新址，同时改为地方国营企业（后发展为天津市电子仪器厂），产品有交、直流收音机和各种仪器仪表等14个品种。

1956年1月16日，天津实现了手工业的合作化，全市8万名手工业者走上了合作化道路。其中有423家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建成12个初具规模的、从事电子产品生产的集体所有制企业。

1956年1月20日，由16家个体户组成天津市第二五金电器生产合作杜。8月，第五钟表电器生产合作社并入，开始生产三灯、五灯收音机和矿石收音机等产品。1959年2月，第二五金电器生产合作社与变压器厂合并，组成天津市变压器厂。同年6月转为全民所有制，更名为地方国营天津市电器厂，当年生产收音机9 303台。1960年5月，该厂与公私合营恒兴橡胶厂合并为天津市无线电元件三厂，主产变压器。

1956年3月，由24家个体户组成第七文教用品合作社。1958年12月，该社再次并入若干个体户，更名为第六电讯器材厂。产品有舌簧喇叭和二灯、三灯直流电子管收音机，1958年生产二灯直流机8 530台，三灯直流机5 000台。1959年，该厂与第二针织厂合并，更名为天津市长城无线电厂（1982年12月29日，与天津市无线电三厂合并为天津市电视机厂），产品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五灯交、直流收音机和六灯交流收音机。1959年二灯、三灯、五灯直流收音机，五灯交流收音机、六灯交流收音机（596、598型）的产量依次为6 153台、8 989台、1 290台、16 093台、2 370台，此后停产直流机。1962年分别生产四灯、六灯收音机11 633台、4 959台。大跃进时期该厂曾试制成功高级产品228－A型三用落地收音机，这种收音机由23只电子管组成，包括收音机、电唱机和录音机三个主要部分。在放声部分采用了立体放声系统，包括有高、中、低音共计八只扬声器，声调优美悦耳。收音部分装有五个波段，并备有自动调谐装置，只要用手一按琴键，指针即自动移动选择节目。电唱机系四速式，可放送78、45、33、16转四种唱片。录音部分可以录放收音节目及唱片，并且可以通过话筒录制讲话。适合于人民公社、俱乐部、机关及公共场所使用。但由于成本过高，超出社会购买力，该机仅少量试产，主要用于政治献礼。

1959年及以后的几年，由于 “左”的思想造成的工作失误，使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严重的困难时期。当时一些以农副产品为主要原料的工业部门开工不足，生产很难维持。因此在1960年的大搞无线电运动中，天津市决定把纺织、印染、橡胶、食品、塑料等行业的12个较大工厂划归电子工业，这不仅为电子工业发展品种，扩大门类创造了条件，而且形成了几个骨干企业。

1959年5月第五电讯器材厂（1956年1月投产）与第二测量仪器厂合并组成天津市无线电电阻厂，1958年至1959年分别生产收音机21 004台、42 139台。1960年4月该厂与电工器材厂（1956年第五五金社、第十三缝纫社、第六玩具社合并而成，1959年5月改为地方国营电工器材厂，产品有扬声器、变压器、吹风机等）、春和织布厂合并，更名为天津市春和无线电厂（后更名天津市卫东无线电厂、天津市无线电元件九厂）。收音机是该厂的主要产品，1960年收音机产量达94 000台，其中包括160型、910型、597型等型号的五灯收音机71 672台，质量达到国家三级标准。

1956年8月从第三五金电器生产合作社分出第二电机修配合作社，1958年3月并入第十二缝纫社，7月改名为天津市第一电讯器材厂，8月迁入新址并投产。主要产品有矿石收音机，二灯、三灯、五灯、六灯、七灯收音机等。1957年至1959年分别生产电子管收音机5 019台、22 429台、34 961台；矿石收音机20 022台、55 438台、22 923台。1959年8月试制成功431型三灯交流收音机，9月投产；9月试制并投产天津牌352型五灯收音机，10月试制并投产天津牌361型六灯收音机。其中1959年二灯、三灯、五灯、六灯、七灯收音机的产量依次为1 004台、10 398台、12 503台、10 753台、303台。1960年6月天津市织物漂染公司（始建于1953年）与天津市第一电讯器材厂合并为天津市电讯器材厂。主要生产五灯、六灯收音机，1960年共生产五灯、六灯收音机84 922台。1960年底研制出红旗牌355型六灯三级收音机，1961年9月通过质量鉴定并投产。1962年海河牌356型五灯收音机研制成功，1963年投入批量生产。该机在电路、结构和工艺方面都有所改进，电气、电声、机械和气候性能良好，质量较以往有较大提高。1963年2月20日的《天津日报》以《海河牌收音机质量提高》为题对此做了详细报道。

1956年2月第四五金制品生产社成立（生产鞋扣鞋眼），1958年9月与第六无线电合作社合并改为东声广播器材厂，1959年5月改为天津市无线电器材厂。1958年8月试制成功二灯直流收音机，10月投产，当年生产3 819台，1959年生产20 895台。1959年4月试制成功鹦鹉牌93－A型交流三灯超外差式普及型收音机，7月投产，在年底举行的第二届全国广播接收机观摩评比会上，该机被评为四级收音机二等奖。1959年生产2 846台，1960年生产3 063台。1960年3月第二印染厂并入，改名为天津市渤海无线电厂。1961年生产三灯收音机10 000台。1962年至1963年又在93－A型基础上进行改进，研制生产了鹦鹉牌621型、621-1型等型号的三灯交流收音机。1962年生产三灯机20 000台，矿石机36 000台。

1963年1月1日天津市渤海无线电厂并入天津市电讯器材厂，3月天津市电讯器材厂定名为天津市渤海无线电厂，后来成为以收音机为主导产品的无线电整机骨干企业。

1957年后伴随国民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村掀起兴修水利、建立广播网的高潮，各地直流电子管收音机需求量猛增。天津各厂也纷纷增产和上马，到1959年7月已有第五电讯器材厂、第六电讯器材厂、第二五金电器厂、东声广播器材厂、综合塑料厂等11个厂生产二灯、三灯、五灯直流收音机，产量提高很多，但零件低劣、工艺较差，质量较次。1960年市场骤变，直流收音机由“热货”变为“冷货”，销路不畅，无人问津，不顾质量和一再盲目增产导致大量积压，损失惨重。

此外，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中，在高指标，浮夸风思想影响下，无线电工业也掀起了全民大办热潮，天津各区、县、乡、镇、街道、学校纷纷兴办电子工厂，收音机及其所用各种元件成为很多厂点的主要产品。然而，一哄而上发展起来的厂点多属小作坊式的经营，存在土法上马，资金短缺，技术薄弱，设备简陋，工艺落后，产品单一，质次价高等一系列问题，不久，大部分陆续下马。

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天津市电子工业的生产制造能力和科研试制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从此结束了以修配为主的历史。1957年天津收音机产量由1949年的3 149台增长到65 700台。尽管如此，天津产收音机的性能和质量却一直徘徊于比较低的水平。1960年11月交电系统在上海召开七个地区的收音机质量评比会议，会议按照各地收音机的质量高低评定了五个等级，结果津产收音机被评为了最差的两级，其中天津牌352型、361型被评为第四等级，津产其他各牌收音机被评为第五等级。此后虽然积极提高产品质量并开始生产国家等级标准的收音机，但在1961年举行的第三届全国广播接收机观摩评比中，津产收音机再次铩羽而归，排名最高的长城609型六灯两波段收音机仅列第18名（共有34个型号参评）。津产简易普及机在华北数省较受欢迎，但“过不了河，出不了关”（黄河、长城诸关），不能远销。五灯以上机型质量较差，1962年完全达到三级部标尚有较大困难，销路不畅，大量积压，长期亏损。选择性不好、高频机震太大、音量控制不合格、结构不牢、外观不美、元件质量不稳定合格率低、成本太高是津产收音机普遍存在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各生产厂技术人员缺乏、仪表设备简陋、检验条件不够、原材料质量规格没有保证、各种零部件分散生产与产品高精的质量要求不相适应。

1963年天津市无线电技术研究所研制成功半导体七管调幅收音机。同年长城无线电厂开始生产J2-1型、J3-1型半导体二管、三管简易收音机。为了加快由电子管向半导体的升级换代，1964年1月根据第四机械工业部下达的新产品研制计划，天津市组织渤海无线电厂等企业开展了以海河牌BS-801型超外差便携式半导体收音机研制为 “龙头”、以配套元器件的半导体化和小型化为目标的收音机会战。参加会战的元器件厂，紧紧围绕着收音机对元器件的技术要求，自制和购置了一批专用设备和仪器，不断探索新的技术领域。通过会战，半导体器件厂生产出成套的硅锗器件。有关电子元件厂研制出小型化的碳膜电阻器、电位器、瓷介电容器、铝电解电容器、钽电解电容器、薄膜可变电容器和中频变压器。3月下旬BS-801型收音机试制出样机，9月25日通过设计定型。801型收音机的试制成功，拉开了电子整机产品向半导体化和小型化方向发展的序幕。

在1964年8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广播接收机观摩评比会中，津产收音机参评机型共有六种，仅有长城牌644型四管半导体收音机一种被评为上游，落后于上海、南京、北京、武汉等地。这次评比中，天津产收音机在电性能方面问题不大，主要问题是可靠性、稳定性以及外观较差。

1966年至1976年十年动乱是天津市电子工业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以昂贵的代价换来生产发展和技术进步的时期。六十年代中期，半导体材料这一新兴的技术领域业已从实验阶段跨入了工业生产阶段。国营703厂（1960年3月组建，当时冶金部规定，硅的代号为703）在1966年采用P-N结工艺管芯装配出我国最早的薄膜组件收音机。

1966年后，随着广播事业的普及和推进，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大办电子工业的热潮。天津市各城区、街道相继成立了一批电子工业企业，很多工厂放弃了本行，改做电子产品，半导体收音机及其所用电子元器件是重点产品。然而，在工业生产“电子中心论”的影响下，却出现了一哄而上的混乱局面，造成布点重复、品种单一、质量差、成本高，收音机产量虽然有所回升，但产品质量却始终徘徊在低水平上。许多企业难以维持，被迫调整下马。

 

 

 

 

1972年9月12日，天津市第二机械工业局决定开展电视机、收音机、电影机、照相机的“四机会战”。其中收音机会战要求在年底以前增产收音机5万台；完成803型、804型、701型三种收音机的改型；完成703型、602-1型七管收音机、时钟六管收音机和九管三波段收音机的试制定型，并完成工装、模具，做好投产准备；以及收录两用机、薄膜电路微型机的试制任务和样机准备。在会战中，各有关企业不断研制出新的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和各种小型化电子元件，天津电子产品研制生产水平普遍有较大提高。

1973年天津市二机局制订“三机”（电视机、收音机、照相机）配套规划，组织有关企业，承担整机的配套元器件的生产任务。

1975年3月17日，天津市二机局成立“四机一化”（“四机”即：电视机、照相机、电影机、收音机。“一化”是采油输油自动化）会战领导小组。会战任务的重点是抓好关键配套件的生产和供应。

70年代初期，为了展示我国的电子工业水平，四机部等部门确定研制高级收音机，天津市的几个无线电骨干厂是研制单位之一。天津市渤海无线电厂会同长城无线电厂等单位参照国外样机，主持开发设计了海鸥牌101型32晶体管11波段调幅调频便携式高级收音机。1975年，在天津召开的四机部全国高级收音机技术交流会上该机获得好评，1976年荣获第六届全国半导体收音机评比一级便携机第三名（仅次于红灯735、熊猫B-01）。因成本昂贵，工艺复杂，该机未批量生产，仅试制了几台参展样机。

60年代至70年代天津市生产收音机的曾有渤海无线电厂、长城无线电厂、助听器厂、海河无线电厂（1969年建厂）、东方红无线电厂（1956年建厂）、东声无线电厂（1966年建厂）、人民无线电厂（1967年建厂）、塘沽五七无线电厂（1967年建厂）、红波无线电厂（1968年建厂）、塘沽无线电厂（1969年建厂）、东风无线电厂（1969年建厂）、中华乐器厂（1970年建厂）、无线电三厂、无线电九厂、无线电十二厂、津华无线电厂（由制钉机械厂1965年改产军工无线电产品而成立）、汉沽电子仪器厂（1966年建厂）等单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天津电子工业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天津电子工业积极进行了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的调整。首先贯彻了“保军转民”的方针，大力发展民用消费品。原来以军品为主或军民结合的企业，积极向民用产品，特别是消费类产品转化。1979年至1980年间，仅天津市无线电厂、天津市广播器材厂、天津市实验工厂（前身为1950年4月成立的民航局天津第三修理厂，1952年7月定名为天津市实验工厂，1958年更名为国营第754厂，1980年改名为国营东海无线电厂，1985年12月改建为天津市光电通信公司）和渤海无线电厂四个单位，就累计生产了收音机21.84万部。

与此同时，天津电子工业以消费类产品为重点，以名牌产品为中心，按照整机、基础和工艺性加工三个层次，组织专业化协作，对企业结构进行了全面调整。对于产品重复或技术装备水平很低，没有方向产品的15个企业，实行了关、停、并、转。1979年天津市长城无线电厂为集中力量扩大电视机生产，将收音机生产设备和木壳车间划出，在郊区另建第一分厂，年产收音机15万台。1981年12月将八个收音机定点生产厂调整为长城无线电厂和海河无线电厂（卫星牌、天歌牌）两个。

天津市渤海无线电厂的收音机产量从1966年的6.6万台， 增长到1981年的70万台。1958年至1984年共生产电子管收音机5个品种， 晶体管收音机48个品种。海鸥牌705型、805型三级台式和706型四级便携式收音机在全国第六届收音机质量评比中分别获得一、二、四等奖， 同时获得天津市优质产品称号；709型袖珍式收音机在全国第七届收音机质量评比中获二等奖，同时获天津市优质产品称号；821型、820型三波段收音机在全国第八届收音机质量评比中获得一等奖，同时获天津市优质产品称号，其中821型调频调幅三波段收音机同时获得电子工业部优质产品称号和国家银质奖。1982年5月12日天津市无线电九厂、十二厂合并，与渤海无线电厂联合，改为渤海无线电厂收音机分厂。

1979年天津市二机局情报计量站受四机部质量司委托，承担了全国20个省市56个厂家115个品种的袖珍式、便携式收音机的评比工作。

天津电子工业通过调整基本改变了以往普遍存在的“大而全、小而全”和产品重复的现象，加强了专业化生产和协作，使名牌产品形成了“拳头”，为大规模进行技术改造，迅速提高重点产品和名牌产品的生产能力，实现规模经济创造了条件。在此基础上，天津电子工业部门改变了过去单纯追求产值，造成大量产品积压的盲目状态，转而努力增产适销对路的短线产品，坚决压缩滞销产品。1982年，把中低档半导体收音机的产量计划由144万台削减为44万台，改产中高档收录机。

1949年至1983年天津市累计生产收音机901.12万台。

主要参考资料:

• 《中国电子工业地区概览-天津卷》
• 《当代中国的电子工业》
• 《电子工业史料》
• 《天津经济年鉴-工业-1986》
• 《天津统计年鉴-1983》
• 多本老无线电类杂志、收音机电路图集
• 天津市无线电工业历史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