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自强的名人事例

篇一：加藤嘉一，一个强悍到变态的日本人

加藤嘉一，1984年出生于日本静冈县美丽的伊豆，家里有一个小一岁的弟弟和小妹妹，家庭从爷爷开始都是贫困的。

出生时，奶奶突然离去。3岁时，自己贪玩，骑车撞上了大卡车，得幸被救回，但留下几处永恒伤疤和右耳的伤残。父亲是运动员，从小锻炼他和弟弟。小学10岁时，父亲宣布找到好工作，搬往别处，住上了大房子。

14岁时，加藤成为了优秀的柔道运动员，身高1米74，体重75公斤。14岁后，改练田径，体重下降到56公斤。练习三个月的田径训练后，荣获全国大赛第四名。同时他也参加校棒球队，参加了棒球日本小学生全国棒球大赛。在新学校里，每天坚持晨跑5公里，回家跑5公里，在路上走20公里。

小学毕业后决定报考山梨学院大学附属中学（私立的），第二次报考通过，进入实验班学习。

每天6点起床，坐一小时的电车，8点到校，下午5点放学，复习功课都在电车上完成，到家又换衣，在爸爸指导下与弟弟一起跑步，跑到8点，洗澡吃饭，复习睡觉。天天如此，很有规律。

初二时，违规参加田径比赛，参加过全国大赛、夏冬的国家青年队集训。初二时，他被很多人认为是下届全国大赛的双冠军。

但意外的是，他的腰由于过度锻炼出现伤情，致使他难以恢复原来的巅峰状态，于是放弃全国大赛，与同学去澳大利亚毕业旅游，大大开拓了眼界。

13岁时，父亲被要债，他们一家不得不不停地搬家，四年间搬了20多次。

他开始做童工，送报纸。在2200个日子里，除比赛、集训、报纸停刊，不管雷风大雨甚至台风，他都没有休息过一天，逃避过一天。那些天里，他都三点起床，三点半送报纸，六点回家吃饭，然后上学，晚上10点到11点睡觉。几乎没有一天睡过6个小时以上，平均4小时。但好在睡眠质量好，入睡容易。

他高二时托福几乎考了满分，也开始做翻译。在校，他是个日本学生中的异类，常受到排斥。后来，他决定独自与逼债的黑道谈判，让父母全心去挣钱。

在每次谈判中，他必被毒打，留下了好几道永久的疤痕，甚至出现过几次危机，但他绝不还手。后来得幸给做翻译的公司老板同情他，向黑道们施压，使得黑道不敢下重手。

高二的冬天，他每天3点开始送报，骑15公里路上学，放学后到田径场锻炼两小时，再骑15公里路到21点半回家，吃饭，做功课。到24点睡觉，还时时刻刻面对来自黑道的压力。

于是，他放弃田径，决定退役。这巨大的悲痛，加之他的“报复”社会的心态努力学习，三个月后的模拟考试，从全班中等偏下一下子升到“山梨县高考状元”水平（省状元）。在专注学习的同时，他每天还留给自己90分钟的慢跑时间。尽管学习紧张，但送报纸和做翻译工作却是一直坚持的。

高考前夕，他不为考试担忧，而为家庭担忧。于是，高考第一天送完报后，打起了退堂鼓，但心中想起了奶奶的声音，决定参加考试，但不想上大学。第一场英语迟到15分钟，但做题只花了50分钟，还剩20分钟。考试结果是：语文都扣在20分的汉字题的20分，数学满分，英语198/200，生物91/100（三选一），世界史满分（三选一）。通过简单的全国统考，参加困难的大学组织的第二轮考试，成功考中日本最高学术殿堂“东京大学”。

此前，他父亲已成功申请破产保护，但避免父母承受过多经济负担，让弟弟妹妹读大学，他决定留学中国，去北京大学。

来中国时，他一字不识，一口难说，一钱没有，得幸北京国际化程度高，安然到达北大，但又遇上非典，经过与家人商量，决意一人留在空荡的北大勺园（留学生宿舍，号称小联合国）一号楼。每天晨跑一小时，洗澡吃饭，出去与阿姨们聊，中午吃饭看字典，聊到下午5点，与传达室大哥借《人民日报》看，晚上11点带着耳机听广播入睡。后来，中文说的写的很棒。

在校期间，担任北大日本人协会会长，现任顾问；获留学生学习优秀奖本科生奖；参加、主持、策划、发言中日学术交流活动、国际研讨会共50多个。他有多种身份：制作人、策划人、主持人、媒体评论员、专栏作家、图书作者、同声传译者、人大附属中学日语教师、退役优秀运动员、谈判者、中国通。

别轻易以为有明天

12岁时，加藤父亲的新工作十分不顺利，始终是半破产状态。最后，父亲的公司终于破产了，欠下许多债务。加藤交不起学费，甚至经历过黑社会索债的情形，这像是一个日本的古惑仔的童年。

家里的钱总是不够花。他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他从初一、13岁开始打工——送报纸，尽量多赚点钱。每天凌晨3点钟起来，送到6点钟，他主要负责几个高楼公寓，跑楼梯，晴天、阴天、雨天、雪天、台风，从初一到高三，送了6年。

“父亲没有工资，妈妈、我、还有弟弟，使劲、全力以赴打工，因为不能‘定居’，没法找到固定的工作。一家5口人只能勉勉强强地活，哪有余地还父亲的债务？”

母亲是牺牲品，“同时打很多工，伤了身体。”年幼的加藤最害怕见到母亲的疲惫，更害怕听到她说：“儿子，对不起……”

为了躲避债务，加藤一家搬了很多次家，弟弟和妹妹也换了很多次学校。有一次是半夜被“有关人士”赶走的。“那一刻，我们是无路可走的……”

那段时间，他经常代表加藤家跟“要求我们还款的人展开“沟通”，打电话、直接沟通、暴力……“那些为难人家的电话，我不知道接了多少次。现在我身上还有几个伤疤，有的是永远都抹不掉的。”

高二的时候加藤开始做日英翻译了。“工资比送报纸高很多嘛。当时我身材苗条，外表也还可以，所以也当了模特，是体育服装方面的。一切都是为了支撑家庭，而不是自己的爱好。”

“有一次，我们家只剩了500日元(大约30元人民币)，那时候，我带着弟弟和妹妹去附近的大超市品尝摆着的食品，日本几乎所有的超市都有‘试食角’。我不能让他们俩饿死……”18岁前，加藤一直认为自己是社会的“包袱”，他说自己其实是一个悲观的人：“别轻易以为有明天。”

长跑是加藤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后悔。“从13岁开始搞长跑，14岁的冬天，我800米的实力是全国第一的，教练很期待，结果，受伤了。”

他的跑步生涯告一段落，之后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上了高中，也参加了全国大赛，但始终没能获得满意的成绩。“17岁的冬天，身体不行了，病倒了。学习、跑步、家里的事没有办法兼顾下去了。”他只好退出了国家青年运动队。

“学习在我看来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比送报纸、料理家里的事情、跟那些流氓谈判、日英翻译等相比容易多了。”他开始准备高考，两个月后，成绩从全班倒数到全班第一了。他认为自己的体力、毅力、智力都不比任何人差。

2003年高考，漫天下着大雪。他在送报纸的时候摔了一跤，最后他考上了东京大学法学系。

一生的转机

2003年，在东京大学认识了北大的一位老师，19岁的加藤嘉一从法学部退学，从岛国日本飞抵中国——一个“巨大”的国家。他的人生从此发生巨大改变。

当时他是“三无”人员：一句中文都不会，一个中国朋友都没有，一分人民币都没有。其时正值“非典”，他不顾日本大使馆返日的劝告，进了北大就被隔离。第一天晚上住勺园，灯坏了，加藤哭了。第二天的米饭特别不好吃，他心情特别糟糕。“那是很忧伤的第一周。”

这样过了5年。现在，24岁的加藤嘉一虽然只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名研究生，但他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在一部中日合拍的连续剧《滴泪痣》中任副导演，他负责搞定剧本，协助导戏，剪辑片子，同时还要负责剧组与所到之处的政府沟通，“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事”；另外，他还在这部剧饰演了一个黑社会角色，掌掴女主角黄圣依——听起来着实引人入胜。

他有二十几种名片，随身携带着大概十来种，名头多是日本各种组织在中国的协调人员或顾问。他拿出一本日文书佐证，他不但给中国的许多媒体写专栏，也给日本的媒体写。另外他是一个热心的组织者、策划人、发言人、主持人，据说还是一个谈判高手，做了超过200场的谈判，他的任务是协调和沟通对方的意愿。他条理甚为清晰，说到自觉精当处，还会重复一遍。言谈里的北京方言味道，已经有那么点意思。

他对中国抱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与探索精神。2005年的中国反日游行，他就混在游行队伍里。他说自己“要用一生来了解中国”，上至温家宝总理，下至北京地铁站的人，到中国人为什么不遵守交通规则，以及贵州山区的贫困。“比如我去贵州毕节地区，最贫困的农村考察，他们不想让我看到真实的东西，就派人来跟我喝酒，结果我把那个人灌醉，他睡着了，我就溜走了。”他就这样去了中国农村“无数次”，“花自己的费用”，因为“不了解农村怎么了解中国呢？”

他熟识徐本禹，与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是“朋友”，经常上中国教育电视台的节目，对农村孩子上不起学有自己的看法：“以为使义务教育彻底免费，就可以使任何人上学了？错！很多人不是因为交不起学费上不起学，而是因为贫困。”

他每日查阅新闻，处理邮件，给媒体供中文稿，还有博客！其余是，三到五个小时的与人见面，包括应酬性质的活动，跟人谈项目，他生气勃勃，语气铿锵。

他平素一天只睡3个小时，这两个月睡得更少了——但这似乎没有影响他的脸的光洁度。除此之外，他还要把日本现役外交官的书译成中文，同时写三四本书。

他没有娱乐，除了走在路上听点音乐，偶尔看个电影，也是为了写评论。

他自认为在日本受到“排挤”，却在中国社会甚为协调。他希望对社会有影响，哪怕得到的反馈是“你他妈一个日本人”。他不害怕曝光，他的童年太不快乐，通过社会的自我观照，他能感受活着的意义。“北京是让我成长的地方，北大是我求知的场所，在北京用中文谋生的过程是有趣的。我好好表现自己，提高自己。”

他拼命写稿子，他的账户上存了多少钱，他都不知道，因为他十分忙，忙到没时间去花钱。

中国救了我

“我就是想做第一个，要与众不同。”他说得如此认真，简直像青春期少年，还有那么多来历可疑的故作反叛。但是眼前这个青年——毫无疑问，他心存大志。“媒体是统治者与普通大众之间的桥梁，我生活里跟媒体的关系很密切，一切都为了将来从政。”

“我跟奥巴马是同类。我们个头差不多，他也是出身底层，也都是曾经被社会排斥的。我觉得奥巴马会改变历史，这类人可能是极少，但我还是从奥巴马身上看到自己的希望。”他认真揣摩那些大政治家的演讲，他在他们身上，找到很多的自我认同感。与那些走在涩谷的时尚少年不同，加藤嘉一意志坚定。他们走出伊豆，东京甚至不能满足他们的幻想，他们要到更大的地方去。

他每年只跟父母通一个电话，一年只回一次家，通常只呆一天，他的世界离父母的田野农活太远了。“对于这样的疏远和离别，我是感到寂寞的。”但是，“我们从小都是独立的”，他进一步说，“父母也要独立，”放低了声音，“我的母亲也很坚强——她从不给我打电话。”

加藤嘉一讲起了他童年的清贫，被黑社会追杀、被主流社会排斥……好比一个古惑仔的前世今生。我们可得而知，一个5岁开始就幻想从政的年轻人，如何度过他那与众不同的青春期。也许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就学会了长跑。他精力旺盛，野心勃勃。他所做一切，只为“成为我自己”，因为他从来不是太喜欢自己，对自己不曾满意过。

你太慢，我就显得比你快

在北大期间，加藤一直严格遵守着自己的作息表：每天早上4点多起床跑步10~15公里，然后回宿舍冲澡，吃早饭；上午上课，回邮件，看新闻；下午上课，写文章或参加活动；晚饭后7点看《新闻联播》，8点开始看书，11点睡觉。

而他的同班同学，几乎没有固定的时间表。“大家总觉得我行动力强、做任何事情都比别人快，其实日本大学生比我勤奋的人多了去了，只不过在这里，你太慢我就显得比你快。”

“我周围的很多学生，说实话我和他们合不来，因为我不会玩电子游戏，对唱歌也没兴趣，更不喜欢几个人扎堆儿抱怨社会的聚餐。”来中国7年加藤从不玩游戏，也不参与宿舍的扯谈聊天。他曾经兴致勃勃地研究过“寂寞党”，发现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大家没自信，所以希望有人陪伴，渴望24小时的集体归属感”。

严格自律的加藤显然不属于这个群体，即便是有一个小小的空闲，他也会充分享受独处的时间，“如果你想锻炼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就必须学会享受一个人的时间。”

在校期间，加藤的同学最羡慕他的就是自由。虽然他参加很多社团、进行很多调研，但从未见他忙到失态抓狂，他看上去总是那么游刃有余、自在从容。加藤把这一切都归功于自律：“自由从何而来？从自信来，而自信则是从自律来。你先要学会克制自己，依照严格的日程表控制你的生活，才能在这种自律中不断磨练出自信。自信是对某一件事情的控制能力，如果你边最基本的时间控制都做不到，还谈什么自信呢？”

大学期间的自律给加藤带来的第二个收获是，他比起同龄人有更好的毅力和体魄。2010年9月19日，他受邀赴澳大利亚参加“悉尼国际马拉松比赛”，为此他已积极备战3个月。

篇二：卡梅隆：从卡车司机到阿凡达导演

【编者按】从卡车司机到阿凡达导演，卡梅隆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一部伟大的励志电影作品，更值得让我们学习的是他那为了实现长达32年之久梦想的精神。其实，我们也可以创造出属于自己心中的那个“阿凡达”。

导演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在创造了全球票房18亿美元的《泰坦尼克号》之后，销声匿迹，十余年后，携《阿凡达》归来，成为电影市场的又一枚重磅炸弹。可是有多少人知道，卡梅隆的阿凡达之梦，开始于32年前……

卡车司机的星战梦

1977年，22岁的卡车司机詹姆斯·卡梅隆和一个朋友去看《星球大战》——朋友陶醉于电影之中不能自拔，卡梅隆却在离开影院之后准备打拳击发泄一下。他大学辍学，整天在南加利福尼亚奥兰治县开车运送校餐。但在闲暇的时候，他绘制小模型，还写科幻小说——那些发生在遥远星系的故事。可现在，卡梅隆面临一个令人泄气的现实：他幻想的世界已经被卢卡斯（Lucas，《星球大战》导演）带进了人们的生活……

于是，他买了些廉价的摄影器材，试图还原卢卡斯的拍摄过程。他在家中的客厅打出刺眼的明亮光线，让摄像机沿一条轨道滚动来演练摄影，但这一切都令他的妻子怒不可遏。他常常整天逡巡于南加州大学图书馆，阅读所有与特效有关的书籍。他变得，用他自己的话说，“彻底痴迷”。

他说服了一群当地牙医，投资2万美元，制作卡梅隆版的《星球大战》。他伙同一个朋友，写了一本名为《世代交替》的剧本，把钱都用在了一个12分钟的片断上——外星机器人和一个操纵大量骷髅的女人之间的打斗场景（那些骷髅战士可是卡梅隆小心翼翼、亲手装配出的模型！）。

他原计划利用这段剪辑赢得摄影棚，然后拍出全长影片。可是，在好莱坞兜售了好几个月，他却空手而归，不得已将叫板卢卡斯的野心暂时搁置。无奈之下，卡梅隆只好努力去做一些有价值的事：在B级片之王罗杰·科曼手下打工，受雇为电影《世纪争霸战》打造微缩太空飞船。他用自己的方式日渐上位，后来成为科曼旗下的虚拟视觉效果专家之一。1981年，他登上导演宝座，监制恐怖片——《食人鱼II：繁殖》。

一天夜里，开完《食人鱼》的编辑会后，卡梅隆发着高烧睡着了，他梦见自己看见一个机器人张牙舞爪地走向一个惊恐的女人，梦境定格于此。其后一年里，卡梅隆以这个梦中场景为基础，完成了一个剧本。

这故事编得相当令人信服，一家小电影融资公司被彻底说服了，出资让其执导此片。1984年，这部影片上映，一举奠定了主演阿诺德·施瓦辛格的巨星地位，这就是《终结者》，也是卡梅隆成为顶级大导演的开始。

接下来的10年里，卡梅隆执导了一系列惊人之作，包括《异形》、《深渊》、《终结者2：末日审判》，以及《真实的谎言》。这些影片全球票房收入达11亿美元，为卡梅隆带来了足够影响力，使他重燃打造星际史诗的梦想。

1995年，他写了一部长达82页的剧本，讲述当地球沦为暗淡荒原后，一名瘫痪士兵去一个遥远的星球执行任务的故事。那个被称作潘多拉的外星世界由纳美人（Na’vi）组成，这种性情狂暴的类人族有着蓝色的皮肤，长着猫脸，拖着爬行动物一样的尾巴，身高10英尺。潘多拉星球的大气层对人体有毒害，所以人类科学家们打造出一种经过基因改造的纳美人，也就是现在人们所熟知的新物种——阿凡达。阿凡达具有人类意识，并且可以接受远程控制。

卡麦隆认为《阿凡达》将是他再度问鼎之作。

阿凡达之梦被泰坦尼克撞沉

“拍摄《泰坦尼克号》时，我们一直都在估算，可能会亏多少”，而如今回看它那梦幻般的票房收入时，人们很容易忘记，这部片子曾一度被预言为票房毒药。拍摄费用比预算资金——1亿美元，整整翻了一番，号称有史以来最昂贵的影片。影片的主要赞助人，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20th Century Fox），也向卡梅隆施压，要求压缩成本。

于是，卡梅隆承诺放弃全部导演费用和利润分成，以此来控制成本。他还在编辑台上放了一枚剃须刀片，上面贴着一张便签：影片成功，方能使用。“我只知道我拍了一部耗资2亿美元的爱情大片，而结局是几乎所有人丧生，我究竟在干什么？”他私下里对朋友说，“我也许不得不从新开始我的职业生涯。”

当时，好莱坞业内杂志Variety称其为“电影史上最大的豪赌”，并质疑福克斯公司能否收回成本。“每个人都认为这个片子要遭遇毁灭性的失败，”雷·圣基尼（Rae Sanchini）卡梅隆制作公司的前任董事长说。

然而，《泰坦尼克号》奇迹般躲过了冰山，凭借全球票房收入18亿美元，成为全球票房收入最高的影片。“我们一下子从谷底跃至顶峰，”圣基尼说，“突如其来的成功，我们每个人都有点不知所措，对吉姆来说更甚，他身心俱疲。”

正好这时，福克斯公司因为《泰坦尼克号》给他开了一张据说7500多万美元的支票。有了这笔钱，他余生不去工作，都够花。“正是这笔钱”，卡梅隆说，“我可以随心所欲玩了。”

游戏人间就是不拍《阿凡达》

且看这之后的年月卡梅隆都在干嘛。

密克罗尼西亚，潜伏在二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深水炸弹附近，不是闹着玩，炸弹都装满了炸药。2000年夏，他包了一艘80英尺长的轮船，带上一群工作伙伴，潜入沉没的日本战舰。文森特·佩斯（Vincent Pace），水下摄影专家，曾参与《泰坦尼克号》和《深渊》的拍摄，他带上了所有的设备，期待拍摄到高清画面，但很快发现，卡梅隆有新的想法。

当他们浏览水下拍摄的镜头时，卡梅隆突然问佩斯：我们可以不可以制造一种高清晰摄像设备，同时可以播放2D图像和3D图像呢？佩斯无法肯定，毕竟他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他了解观看传统3D电影的眼镜。众所周知，这种眼镜用起来非常不方便，而且如果放映机没有校准好，看久了会头痛。卡梅隆相信一定有办法改变，他其实是想谈谈他对下一代摄像机的构想：便携带，数字化，高清晰，3D成像。

发明这种摄像机绝非易事，但卡梅隆想制作一部能真正让观众身临其境的3D影片，既然没有理想的3D像机，那就必须设计一个符合要求的摄像机。所以，他邀请佩斯参与太平洋水下历险，借机了解水下摄像机对3D相机是否有帮助。佩斯认为这个主意很有趣，也同意参与新型相机的研发。“那次水下之旅，吉姆目标明确，非常好玩，但与我而言，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佩斯说。

两个月后，卡梅隆为佩斯买了一张从洛杉矶到东京的头等舱机票，约17000美元。他们很快就来到索尼高清晰相机部，和工程师面对面交流。佩斯主要是帮助卡梅隆说服索尼工程师，对传统的约重450磅的3D摄像机进行分离改造，改进至仅重50磅，双镜头成像的，这样摄影师也会轻松许多。

索尼同意建一条新的生产线，不过需要卡梅隆他们提供原型，佩斯着手研发。三个月后，新摄像机弄出来了，摄像机实验效果不错，3D成像准确，即使长时间播放，也没有头痛之虞。佩斯以为卡梅隆就此开拍《阿凡达》了。可没想到，这位大导演又带着他的新式武器潜入海底2。3英里处，拍摄泰坦尼克号残骸的三维图像。

卡梅隆一句话，3D影院增加3000家

卡梅隆当然不是那种把事情弄得一团糟的人，他想拍《阿凡达》，一部真正的数字3D影片。遗憾的是，影院不愿意采用这种技术，因为每个影院约要投资10万美元进行设备更新，而说服他们的最好办法是，让他们看到高清三维立体影片带来的票房收益。

于是，卡梅隆决定让其他大导演先试试他的新家伙。第一部影片是罗伯特·雷德里格斯（Robert Rodriguez）执导的《特工小子》。虽然观看影片时，还要戴上老式的眼镜，但是卡梅隆只是希望借此证明立体电影有市场需求，从而刺激影院业主投资下一代放映系统。2003年夏，《特工小子》全球票房收入达2亿美元，但说到投资新设备，影院还是有些犹豫。

卡梅隆决定亲自和影院业主谈谈。2005年3月，巴黎拉斯维加斯酒店和赌场举行的电影展览会上，他全力以赴宣传自己的新放映系统：“世界已迈入新的电影时代。”他怕这话不起作用，又说，如果现在他们不及时调整设备，将来一定会后悔。当年年底，仅有79家影院能播放立体电影。但2005-2009五年间，共增加了3000多家。

不过，缺少立体影院并不是卡梅隆裹足不前的唯一原因，特效公司仍在努力创造逼真的动画形象。2002年，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用电脑特效设计了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形象——咕噜，《指环王》里与霍比特人为敌的一个角色，卡梅隆认为CG时代来了。

2005年春，卡梅隆和福克斯高层会面，请求投资几百万美元，实现他的梦想。起初福克斯还有些顾虑，且不全部是技术的问题，比如说，尾巴——所有的外星人都需要拖着一条尾巴吗？“是的”，卡梅隆肯定地说，“他们需要有尾巴。”

他没再说什么，他也不再去解释。福克斯高层停止了质疑，同意进行开拍测试，他们知道，卡梅隆是好莱坞的重磅炸弹，威力无须多言。

卡梅隆用了5周时间进行第二次测试，主要是外星人和一名阿凡达穿越森林，进行交流的一组镜头。卢卡斯的工业光魔公司完成了电脑特效，这已足以说服福克斯公司投资1。95亿美元拍摄《阿凡达》。卡梅隆重回导演位子。

比《星球大战》更好

他邀请卢卡斯加盟，卢卡斯可是有30多年制作《星球大战》的丰富经验，不过钱不是问题。

2005年8月，他又聘请南加州大学的语言专家保罗（Paul Formmer），为纳美族设计一套全新的语言系统。他问卡梅隆，希望外星人有哪种发音效果？而为缩小选择范围，保罗录下了好几种不同的声音样本供卡梅隆挑选。

卡梅隆比较喜欢“清喉擦音”，这是口语中常见的一种声音，喉咙仿佛被什么堵住一样，有点含糊不清。确定了语言的基调后，保罗开始构建基本的语法体系。为了建立这个单独的语法体系，保罗花费了数月的时间。“卡梅隆是个非常有想法的人，”保罗说，“他从来不告诉你从哪里着手建立一个语言体系，但是他会和你讨论语法点。”

13个月之后，保罗写了一本名为“纳美族语言”的小册子，开始为演员示范如何发音。他建立了纳美族语言训练营，一句一句地教他们。“卡梅隆希望演员的表演富有激情，但他们是在说一门从未存在过的语言呀。”保尔说。如果演员发音不准确，他得停下来逐字逐句地纠正。“有时当我去纠正他们不正确的发音时，演员们也很恼火，毕竟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发音过。”

随着语言系统的建立，卡梅隆开始着手为潘多拉星球上的动植物命名。每种动植物都有纳美族名、拉丁名和俗称，卡梅隆还生怕不够逼真，专门聘请加州大学的植物科学系系主任朱迪·霍尔特（Jodie Holt），为他创造的几十种植物编写详细的科学说明。

这些幕后工作永远不会在银幕上展现，但卡梅隆却乐此不疲。他聘请了很多专家，比如天体物理学家、音乐教授、考古学家等。他们计算出潘多拉星球的大气密度，创建外星音乐。当其中一位专家拿出《星球大战》的百科全书时，卡梅隆瞥了一眼，说：“我们会做得更好。”

最后，作家和编辑团队汇编了一本350页的《潘多拉百科全书手册》，它记录和这个星球有关的所有科学和文化，完全体现了卡梅隆的虚拟世界。2009年冬，《阿凡达》的粉丝就可以在线阅读这本百科全书的部分章节了。

卡梅隆移动着激光笔，试图给我看一些东西。丰富的场景，随着激光笔一一呈现，最后定格在一群纳美族人身上。笔停下了，他示意我看一个华美的头饰，上面缀满了数百个珠子，它们看上去非常清晰，和真的并无两样。每一粒珠子都是数字艺术家专门设计的，卡梅隆介绍说，所以他们看起来就像纯手工做出的。“每一片叶子，每根草都是这样做出来的。”

回望1997，卡梅隆为《泰坦尼克号》殚精竭虑，“我们兢兢业业地工作，却顾虑重重，想想那时真傻”。现在问题似乎反过来了：“对我们的期望越来越高，工作压力也越来越大”。

这次，卡梅隆更像是享受工作，至少他无需在编辑台上放剃须刀片以明志了。“对吉姆而言，《阿凡达》是一剂解毒药，”圣基尼说，“他不必再为天气、衣柜、历史准确性或者其他问题而忧心忡忡了。如果女主角长了丘疹，也不会是可怕的灾难，《阿凡达》给了吉姆掌控全局的能力。”

从卡梅隆渴望拍摄一部与《星球大战》抗衡的外太空巨片起，32年过去了。卡梅隆终于梦想成真。现在他迫不及待地想听听观众和评论家怎么说，这可能是他唯一所不能控制的。

篇三：曾宪梓：忍一忍就过去了

他于1934年出生在广东梅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全家人的生活一直很艰苦。他小的时候，冬天连鞋都穿不上。新中国成立后，他依靠助学金念完了中学和大学。196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生物系。

1963年，他经香港到泰国，侨居了5年。1968年，又从泰国回到香港。初回香港时，他两手空空，处境艰难。为了生活，他甚至为人照看过孩子。

生活的艰难，使他萌发了创业的念头。他利用晚上的时间认真钻研香港的市场状况，发现尽管香港的服装业发达，香港人也很喜欢穿西服，却没有一家生产领带的工厂。于是，他拿出平时省吃俭用积攒的6000港元，又腾出自家租住的房子，办起了领带生产厂。

万事开头难。起初，他和妻子两人只是用手工缝制低档的领带。尽管夫妻两人起早摸黑，干得很辛苦，生意却非常不好。经过仔细考虑，他决定改做高级领带。他买 来法国、瑞士的高档领带进行研究仿制，生产出了一批高级领带。为打开销路，他下了狠心，把第一批产品放在一家商店里免费发放给顾客。

由于花色、款式对头，他拿出的这批产品深受欢迎。很快，他制作的领带便在香港小有名气了。及至1970年，他的领带已在香港十分走俏。也就在这年，他正式注册成立了“金利来（远东）有限公司”。第二年，他在九龙买了一块地皮，建起了一个初具规模的领带生产厂。

他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他心中的目标是要创世界名牌。他多次到西欧领带厂参观，学习他们的制作工艺和经营方法，然后集众家之长，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严格的管理、检验制度，从而使“金利来”领带逐渐占领了香港市场，成为男人们庄重、高雅、潇洒的象征。

1974年，香港经济出现了大萧条，各种商品纷纷降价出售，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一方面不断改进“金利来”领带的质量，另一方面独树一帜地适当提高价格。结果，生意反而出人意料地好起来，当经济萧条过后，“金利来”更是身价倍增，在香港成了独占鳌头的名牌领带。

不仅是领带，他还将他的发展计划拓展到更多的男士用品。他将这些年来已使香港人耳熟能详的广告词“金利来领带，男人的世界”做了看似简单、实则深具创意的 改动，改为“金利来，男人的世界”，又从T恤衫开始，逐步推出了金利来牌的皮带、袜子、吊带、花边、腰封、领结、领带夹、袖口纽、匙扣等系列产品，使公司 和金利来牌子都走向了多元化。

在发展巩固香港市场的同时，他还以积极乐观的态度拓展海外市场，向东南亚国家进军。他亲自到新加坡考察，创办分公司，寻找合作伙伴。获得成功后又迅速把战场扩展到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迄今为止，金利来在这些国家的大客户数目已超过上千个。

他就是“领带大王”曾宪梓。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有一颗可贵的中国心。在香港创业不久，就开始对家乡广东的教育事业及母校作出捐赠。至今为止，曾宪梓先后捐助的项目超过800项，涉及教育、科技、医疗、公共设施、社会公益等方面，捐款总额超过6.3亿港元。

谈起成功的时候，他一再提起小时候的一些经历：

父亲去世后，所有的重担都压在母亲蓝优妹身上。为了能让孩子们活下去，她不得不去干男人们都不愿意干的累活，挑石灰、挑盐……即便这样，他们的生活依旧窘迫无比，常常吃了这顿愁下顿，没办法，母亲只好租了几亩薄田。

那是一个天寒地冻的冬日，母亲由于经常赤脚下田，双脚生了冻疮，并裂开一个个露出红肉的口子，再赤脚下田的时候，钻心的疼。如果用胶布贴在伤口上，下田时 一沾水就会掉，而且她也舍不得花钱买胶布，但她想到第二天还得下田，如果不处理，裂口会越来越宽，于是就决定用铁针和棉线来缝合它。她将双脚泡进热水里， 等裂口上的皮肤泡软之后，再咬着牙一针一针地将裂口缝起来，每缝一针，鲜血直流，小宪梓在一旁看得眼泪直流，母亲忍痛安慰儿子：“傻孩子，不缝好怎么办 呢，裂口会更大更痛的，没事的，忍一忍就过去了。”

这一幕永远铭刻在曾宪梓的心里，每当他在困难面前感到疲惫烦乱之时，他便会以此来鞭策自己：母亲连那样深痛的苦难都挺过去了，忍过去了，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过，什么艰苦不能忍呢！

篇四：尼克·胡哲：没有四肢的人生

尼克·胡哲（Nick Vujicic），1982年生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生来没有四肢，但凭借顽强的意志和乐观的信念，在全球演讲，鼓舞人心。2005年获“澳洲年度青年”称号。2008年起担任国际公益组织“没有四肢的生命”CEO。

像雕塑一样活着

第一次见到尼克·胡哲，人们都难掩震惊——他就像一尊素描课上的半身雕像，没有手和脚。面对人们讶异的表情，尼克自我介绍时常以说笑开场。

“你们好！我是尼克，澳大利亚人，今年28岁，周游世界分享我的故事。我一年大概飞行120多次，我喜欢做些好玩的事给生活添色。当我无聊时，我让朋友把我抱起来放在飞机座位上的行李舱里，我请朋友把门关上。那次，有位老兄一打开门，我就‘嘣’探出头来，他当时被我吓得跳起来。我心想，他们能把我怎么样？难道用手铐把我的‘手’铐起来吗？”

“我喜欢各种新挑战，例如刷牙，我把牙刷放在架子上，然后靠移动嘴巴来刷，有时确实很困难，也很挫败，但我最终解决了这个难题。我们很容易在第一次失败后就决定放弃，生活中有很多我没法改变的障碍，但我学会积极地看待，一次次尝试，永不放弃。”

尼克的生活完全能够自理，独立行走，上下楼梯，下床洗脸，打开电器开关，操作电脑，甚至每分钟能击打43个字母，他对自己“谜”一般的身体充满感恩。“我父母教我不要因没有的生气，反而要为已拥有的感恩。我没有手脚，但我很感恩还有这只‘小鸡腿’（左脚掌及相连的两个趾头），我家小狗曾误以为是鸡腿差点吃了它。”

“我用这两个宝贵的趾头做很多事，走路、打字、踢球、游泳、弹奏打击乐……我呆在水里可以漂起来，因为我身体的80%是肺，‘小鸡腿’则像是推进器；因为这两个趾头，我还可以做V字，每次拍照，我都会把它翘起来。”说着说着，他便翘起他的两个趾头，绽出满脸笑容——Peace！

尼克的演讲幽默且极具感染力，他回忆出生时父母和亲友的悲痛、自己在学校饱受歧视的苦楚，分享家人和自己如何建立信心、经历转变。“如果你知道爱，选择爱，你就知道生命的价值在哪里，所以不要低估了自己。”在亲友支持下，他克服了各种困境，并通过奋斗获得会计和财务策划双学士学位，进而创办了“没有四肢的人生”（Life Without Limbs）非营利机构，用自己的生命见证激励众人，迄今他已走访了24个国家，赢得全世界的尊重。

我和世界不一样

1982年12月4日的那个清晨，尼克的父母原本怀着满心欢喜迎接他们的头生儿子，却万万没想到会是个没有四肢的“怪物”，连在场医生也震惊得无言以对。

“我的父母毫无心理准备，医生给不出解释。我妈妈曾是护士，她怀我时非常清楚什么事该做或不该做，她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头痛时她甚至没有服止痛药，她确定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没问题。她照过三次B超，大家都没发现问题，以为我只是保持某种姿势。他们原本期待一个漂亮又健康的男孩，不过我确实很漂亮，（笑）只不过有些缺陷而已，但当时那是一个大悲剧。”

尼克的父亲是当地一位牧师，那个清晨，整个教会都为之忧伤，每个人都在质问上帝——如果上帝爱人，为什么会让这样的事发生？如果《圣经》上说我将你造在母腹中时已应允了一个希望，那么上帝造尼克时究竟在想什么？

“我父亲一开始以为我活不了多久，但我其他方面一切正常，并且活了下来。可以理解，父母非常担心我未来的生活，生下一个残缺的孩子，我想他们只是害怕自己不能胜任。”

这对夫妇经历了很多艰难的阶段，他们无法接受事实，带着小尼克看了一个又一个医生，试着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尼克的母亲回忆：“我以为那是一场噩梦，我以为当我一觉醒来，噩梦就会结束，所以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要带他回家，我不愿意照顾他。”

好几个月后，这个家才进入平静，选择顺服上帝的旨意。“人生中许多时候，我们想寻找答案但却得不到，就在这种时候，我们要凭信心相信上帝。我父母认识到了这点——这是我们的骨肉，上帝把这个孩子赐给我们，就会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让我们拥有智慧、慈悲、怜悯和爱来养育他，就好像我有手有脚一样。”

至此，这个在极大不幸中关乎信心的故事才悄然启幕。

事实上，这是一场艰辛的战役，供应尼克所需的一切，是一场持续的挣扎，可以寻求帮助的对象和渠道并不多，这对夫妇只能独自克服各种问题，在尝试和纠错中不断摸索，找寻或设计合适的轮椅设备，筹集资金支付一切，甚至与社会的律例抗争。

由于尼克身体上的残障，澳大利亚当时的法律规定不允许他进入正规学校，但他的母亲力争修改法律，经历万般艰难，令尼克成为第一个进入正规学校就读的残障生。

上学后，孩子们都趴在课桌上听课，只有金黄色头发的小尼克突兀地“站”在书桌上，用仅有的两个脚趾头夹住笔写写画画。“妈妈说，上学第一天，我不停地哭不停地哭，隔天就不愿上学，因为其他孩子会嘲笑我，对我指指点点、排挤我，我感觉非常孤单，但家人一直支持我，所有人都说，尼克，你没问题，你只是很特别。但是，我不想要特别，我只想跟大家一样！”

我不需要手和脚，因为上帝背着我

尽管并非布道，每次尼克都会在桌角安放一本《圣经》，这是他必用的道具，演讲中，这可能是他所指的“目标”，又或是令他“站立”起来的“助力”。

“Give up（放弃）还是Get up（站起来），这是每个人必须面临的选择。现在你们看到，我像这样直接地摔倒了，躺在这儿，脸朝下，没手，没脚，要爬起来似乎不可能。我重复试了一百多次去站起来，你认为我就这样放弃吗？不！当我摔倒了，我尝试去站起来，一遍又一遍。你要知道，这并不是最后的结局，你会找到一个方法来完成，就像这样。”

他用头顶着《圣经》借力，将自己的躯干艰难地慢慢“撑”起，这一刻，撼动人心。

前两年，他也曾和北京的大学生们分享他的信仰，演讲结束后，一位男生举手求解：“你所爱和信靠的那位（上帝）并没给你手和脚，也没给你神迹，你为何还如此相信他？”

尼克的回答温柔而敬虔：“不管你是否相信，我们先做个假设吧，如果我信仰的是真理，我相信此生结束后能进入天堂，我将有一个崭新的身体，那里没有悲伤，没有泪水，没有失落，一切都是完全的，那么，通过我暂居地上的这具破碎身体所经历的一切，若能鼓励一些人认识到我所指的那个永恒，这就是个神迹，因为我可以鼓励其他人找到那种永生的盼望。”

“当我长大后，清楚知道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我开始向父母提出问题，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我想他们看到了我心里的痛苦和挫折感，他们只是回答——只有上帝知道……”

八岁的尼克祈求上帝让他长出四肢来，但并没得到回应。“我给自己下了定论，我永远不会结婚，不会有工作，不会过上一个有目标的人生。我会是个怎样的丈夫呢？我甚至都无法牵我妻子的手。我当时觉得心灰意冷，我不知如何形容那种感觉，我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十岁时，尼克试图将自己溺死在浴缸里，但就连自杀也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一到水里，他就“像一件救生衣那样竖直地浮在水面上”，这样的经历就曾有三次。

整个童年，他不仅要挑战学习，还要与自卑和孤独作斗争。有一天上学，他先后被12个孩子嘲笑。到下午2点50分，他坐在轮椅里暗自决定：“如果再多一个人取笑我，我就放弃自己。”这时，一个女孩走过来：“嗨，尼克，你今天看起来不错啊。”他已记不清这个女孩的样子了，但却永远记得这句鼓励“救了我的命”。

靠着坚定的信仰、家人的支持和朋友的陪伴，尼克的信心一天天增长。“我相信除了外表不同，我跟其他人是一样的。”他的自信和乐观渐渐赢得其他学生的尊重，大家都会给出“尼克爱所有人”这样的评语。“此外，我还发现自己很有演讲天赋，许多人在这方面很尊敬我，我被全校学生票选为小学的学生会主席、高中的学生会副主席。”

19岁那年，尼克开始献身传道，在亚洲、非洲和美洲传福音，他的生命见证触动了千百万人的心。

“邀请耶稣进入生命，最大的意义在于他会与你同在。我想起曾深深感动我的一首诗《脚印》，关于一个人跟耶稣一起沿着沙滩行走的动人故事，这个人回头看并说：为何在我人生顺遂时，我看见两对脚印，而在经历艰难时，我却只看见一对脚印？耶稣回答道：人生顺遂时我走在你的身旁，但在经历艰难时，是我背着你走。这让我深受感动，我知道他掌管一切，我的生命就在他手中，我不需要手和脚，因为上帝正背着我。”

篇五：不幸，只是命运给我的磨炼

特纳的童年，充斥着各种悲惨的回忆。

他到3岁才学会说话。就在家人为这个孩子能说话而感到欣喜后不久，一场灾祸发生了，特纳在横穿马路时被车撞飞，妈妈眼睁睁看着他头部着地，结果他只是轻微脑震荡，缝了几针就没事了。可是，从此以后，各种疾病就接踵而至，和他如影随形。麻疹、水痘、肺炎、湿疹、哮喘、皮疹、扁桃腺肥大……一个病接着一个病，虽然不致命，但要一个孩子整天同病魔作斗争，惨痛是可想而知的。特纳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自己10岁那年面瘫的事。他本准备刷完牙去参加节日游行，可在刷牙的时候，他的半边脸突然提不起来了。他非常想去参加游行，但只能再一次被妈妈送往医院。在去医院的路上，他问妈妈:“妈妈，真的有上帝吗?”妈妈说:“当然有了。”他说:“那上帝为什么对我这么残忍，让我总是和医生打交道。”妈妈抱着他的头，对他说:“孩子，不是上帝残忍，他也许是在考验你，把你磨炼得无比强大。”

一个10岁的孩子因为疾病，过早地懂事了，也过早地学会了坚强。因为面瘫，他不得不接受脊椎穿刺手术。其实也就是抽骨髓。别说一个孩子，就是成人也难以忍受手术所带来的剧痛。医生把一根针扎进他脊椎里。他疼得大喊大叫，但他却没有丝毫挣扎，没有对医生说:“太疼了，我不做了。”做完脊椎穿刺，两周过后，面瘫的症状消失了。但是，不幸并没有放过这个坚强的孩子。面瘫消失后，本来说话就晚的他说话有些口齿不清。每次他张嘴说话，别人都弄不明白他想表达什么。甚至在家里，也只有和他朝夕相处的哥哥达柳斯能完全明白他想表达什么意思，连妈妈偶尔也需要达柳斯的“翻译”。为此他不得不又去令他深恶痛绝的医院，还去上演讲课。直到上高中，特纳在众人面前发言，才变得没有障碍。

多病的童年留给他的是痛苦的记忆，还有一个弱不禁风的身体。这个体弱多病的孩子却喜欢打篮球。尽管在篮球场上经常被别人碰倒在地，常常伤痕累累，但特纳却对篮球永远充满激情。他觉得在篮球场上，自己能强壮起来。由于他的身体实在太弱，没有谁愿意带他打篮球，只有哥哥达柳斯愿意和他一起打篮球。贫困的家里没有篮球场，也没有篮球架。哥俩把一个装牛奶的板条箱固定在一根电线杆上，用铁棍捏了一个篮球圈。这就足够了，哥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自家后面的小巷子里追逐着篮球，也追逐着梦想。他的身体越来越强壮，篮球技术也越来越高，高中时，就收到了俄亥俄州立大学提前录取的通知。而在2009年的大学联赛中，他有场均20.3分、9.2个篮板和5.9次助攻的火热表现。

谁能想到这个被多种病魔缠过身的孩子真的变成了一个强壮有力的巨人。2010年夏天有众多年轻人参加的美国NBA选秀大会上，特纳以榜眼的身份被费城76人队选中。签订了三年价值1200万美元的合同。这也是NBA规定的榜眼秀所能签订的最大合同。专家们对他的评价是:综合能力极强，融合了天赋、身材、爆发力、篮球智商、篮球大局意识的优秀球员。而此时的他身高1.97米，体重95公斤，臂展2.03米，原地摸高2.7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别人的人生满是故事，而我的人生却满是事故。不过，我不埋怨。我和妈妈想的一样，那些疾病，只不过是命运的考验，只为把我磨炼得强大。我反而要感谢它们。”

没有谁愿意遭受不幸，但它总是会发生。把它看做是命运给的磨炼。与其害怕退缩，不如坦然接受。患难困苦，是淬炼强者的最好熔炉，而奇迹也往往是在厄运中出现的。